纪念湖南自修大学创建10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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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同修大学”创建的灵感来源，我一直想写写“湖南自修大学”，以更好的传承“自修大学”的精神。作为一个岳麓书院的学子，深受“传道济民，成就人才”使命的影响，对于教育创新的理想是生在骨子里的。2013年我曾撰文《以岳麓书院精神推动大学教育创新》，至今看来虽然幼稚，但却是一个重要的梳理。2021年8月16日，是湖南自修大学创建整整100周年的日子，在这样一个重要时间节点回顾下湖南自修大学的创办故事和经验，对我自己而言，也有着别样的意义。

“同修大学”最初的名字就是“自修大学”，梳理完历史，我们会发现“自修大学”的本意也有“同修大学”的内涵，这可真是穿越百年的缘分。

“同修大学”创建于新冠疫情突如其来的2020年初。其创建背景是因为疫情前我发起了“读书春晚”，在分享读书的时候讲了几本跟毛泽东相关的经典著作，在2月8日那一天，脑海里产生许多灵感，想到将“读书春晚”的机制常态化，于是就产生了创建“自修大学”的灵感。

最开始名字用的就是“自修大学”四个字。因有学友开玩笑式的反馈，“自修大学”简称“自大”。我为此想了整整一晚上，逼出了“同修大学”的名字来。第二天跟大家分享，都觉得“同修大学”更好。就这样便开启了一段激动人心的创业之旅，以社会企业模式打造一个社会企业家的学习共同体。

后来，因为社企星球公司的工作繁忙，使得“同修读书”更新的进度减慢。再到后来因为教育部出台《关于规范“大学”“学院”名称登记使用的意见》，未登记不能用“大学”作为名称，对外主品牌更为了“同修APP”。因为相比樊登读书、混沌学园，“同修”又更想成为一个类似社企版的“得到APP”。“得到APP”的口号是“知识就在得到”，“同修APP”对出的下联则是“觉悟还要同修”。

截至2021年8月16日，“同修APP”的小鹅通平台上已经累计有34812位学友，447个课程，92集读书分享，21位校董。从目前的实践看来，同修，已不止读书，更多的内容是“社企的实践”。因为“同修APP”项目与“社企星球”互换10%股权的缘故，二者也已经初步完成了融合。“同修大学”1.0阶段的发展虽然也有一些成绩，但因为缺乏专人运营维护，共创机制也未能一直坚持，所以其作用和意义还远没有发挥出来。需要更多学友继续奋斗，一起共创！

以上简单讲了从“自修”到“同修”的过程，为什么开篇从同修讲起？因为“同修的实践”乃是对湖南自修大学创建百年最好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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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我们穿越到100年前，盘点下“湖南自修大学”创建的历程。

1921年8月，毛泽东出席党的“一大”回到湖南后，先后任中共湖南支部、湘区委员会书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并被推选为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干事局总干事。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党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普遍不高，这是党继续健康发展的瓶颈问题，亟待解决，这样就需要有 一所“党校”对这一问题做出“反应”。为了加强党团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也为了使党有一个公开活动的场所，在船山学社社长兼船山中学校长贺民范的积极支持下，利用船山学社的社址和经费，毛泽东、何叔衡等创办了我国教育史上第一所研究马列主义和培养革命干部的新型学校，也是湖南教育史上第一所民办公助的新型大学——湖南自修大学。它的创建比中央苏区于1933年创办的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要早12年，所以又被称为“党校之源”。

关于创建“自修大学”的念头，毛泽东并不是一时兴起。早在1912年，进第一师范之前的毛泽东有过半年的自修经历。他寄居于长沙城新安巷的湘乡会馆，订了一个自修计划，每天到湖南省立图书馆去读书。对于毛泽东来说，这是一个新天地。正是在这个图书馆，他第一次看到了一幅世界大地图。他十分惊奇，原来世界如此之大。他的眼界一下子开阔起来。他感到自己的思想上升到了一个新境界。

1951年,已经是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毛泽东，感慨万千地与湖南省立第一中学的老同学周世钊等人, 谈到青年时代在湖南省立图书馆读书时的情景。还清晰记得当年看世界大地图后的思想状况，他说：

“说来也是笑话，我读过小学、中学，也当过兵，却不曾看见过世界地图，因此就不知道世界有多大。湖南省图书馆的墙壁上，挂有一张世界大地图——《世界坤舆大地图》，我每天经过那里，总是站着看一看。过去我认为湘潭县大，湖南省更大，中国自古就称为天下，当然大得了不得。但从这个地图上看来，中国只占世界的一小部分，湖南省更小，湘潭县在地图上没有看见，韶山当然就没有影子了。世界原来这么大。

世界既大，人就特别多。这么多的人怎么过生活，难道不值得我们注意吗？从韶山冲的情形来看，那里的人大都过着痛苦的生活，不是挨饿，就是挨冻。有无钱治病眼看着病死的；有交不起租谷钱粮被关进监狱活活折磨死的；还有家庭里、乡邻间，为着大大小小的纠纷，吵嘴、打架，闹得鸡犬不宁，甚至弄得投塘、吊颈的；至于没有书读，做一世睁眼瞎子的就更多了。在韶山冲，我就没有看见几个生活过得快活的人。韶山冲的情形是这样，全湘潭县、全湖南省、全中国、全世界的情形，恐怕也差不多。

我真怀疑，人生在世间，难道都注定要过痛苦的生活吗？决不！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这是制度不好，政治不好，是因为世界上存在着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制度，所以使世界上大多数的人都陷入痛苦的深潭。这种不合理的现象，是不应该永远存在的，是应该彻底推翻、彻底改造的！总有一天，世界会起变化，一切痛苦的人，都会变成快活的人，幸福的人！

世界的变化，不会自己发生，必须通过革命，通过人的努力。我因此想到，我们青年的责任真是重大，我们应该做的事情真多，要走的路真长。从这时候起，我就决心要为全中国痛苦的人、全世界痛苦的人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怎样去革命，怎样去解救普天下穷苦大众？当时的毛泽东还不知道。他只知道要更加刻苦地读书。他非常严格认真地坚持执行自己的自修计划。他的住处离图书馆有三里地，每天早出晚归，无论刮风下雨，从不间断。这半年时间里，他读了很多书，包括亚当斯密的《原富》、孟德斯鸠的《法意》、赫胥黎的《天演论》、约翰穆勒的《群己权界论》，斯宾塞尔的《群学肄言》，以及卢梭的《民约论》等等。

这个半年，他完全在自修中度过。毛泽东后来认为，这是他学习历史上“极有价值”的半年。这为他后来创建“自修大学”打下实践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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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自修”是不行的，还需要“同修”。关键这个时候，他父亲认为他的“自修”是不务正业，拒绝供给他生活费用，除非他继续进学校读书。经过认真考虑自己的职业选择后，他觉得自己最适合教书，于是就进入了一所不收学费，膳宿费低廉的师范学校。

在一师读了四年后，毛泽东对于自修生活仍然念念不忘。1917年8月23日，他在致黎锦熙信中说：“弟对于学校甚多不满之处，他日当为书与阁下详论之。现届毕业不远，毕业之后，自思读书为上，教书、办事为下。自揣固未尝立志，对于宇宙，对于人生，对于国家，对于教育，作何主张，均茫乎未定，如何教书、办事？强而为之，定惟徒费日力，抑且太觉糊涂。以糊涂为因，必得糊涂之果，为此而惧。弟久思组织私塾，采古讲学与今学校二者之长，暂只以三年为期，课程则以略通国学大要为准。过此即须出洋求学，乃求西学大要，归仍返于私塾生活，以几其深。怀此理想者，四年于兹矣。今距一年之后，即须实行，而基础未立，所忧盖有三事：一曰人，有师有友，方不孤陋寡闻；二曰地，须交通而避烦嚣；三曰财，家薄必不能任，既不教书，阙少一分收入，又须费用，增加一分支出，三者惟此为难。然拟学颜子之箪瓢与范公之画粥，冀可勉强支持也。”

正是在这封信里，毛泽东喊出了“天下亦大矣，社会之组织极复杂，而又有数千年之历史，民智污塞，开通为难。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然今之天下则纷纷矣！推其原因，一在如前之所云，无内省之明；一则不知天下应以何道而后能动，乃无外观之识也。故愚以为，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此如大纛一张，万夫走集；雷电一震，阴曀皆开，则沛乎不可御矣……只将全幅工夫，向大本大源处探讨。探讨既得，自然足以解释一切，而枝叶扶疏，不宜妄论短长，占去日力……欲人人依自己真正主张以行，不盲从他人是非，非普及哲学不可。吾见今之人，为强有力者所利用，滔滔皆是，全失却其主观性灵，颠倒之，播弄之，如商货，如土木，不亦大可哀哉！人人有哲学见解，自然人己平，争端息，真理流行，群妄退匿……”

从这封信可知毛泽东“向大本大源处探讨”的办教育的一些想法。“久思组织私塾，采古讲学与今学校二者之长”，“怀此理想者，四年于兹矣”，“一曰人，有师有友，方不孤陋寡闻；二曰地，须交通而避烦嚣；三曰财，家薄必不能任。”这些思想为后来创办“自修大学”埋下伏笔。

1918年6月毛泽东从湖南一师毕业，他和蔡和森等寄居长沙岳麓书院，进行工读实验。不久，因组织赴法勤工俭学去北京、上海，工读实验中断。

1919年4月，他从上海回到长沙，又向志同道合者提出在岳麓山建设新村的设想，计议将创造新学校与创造新家庭、新社会结合起来，并把新型学校作为改造社会、建设新村的入手处。为此，他起草了一份计划书，并将计划书中的一个章节《学生之工作》发表于《湖南教育月刊》。鉴于当时一般学校的学生所学知识与社会脱节，“学生不熟谙社会内情，社会亦嫌恶学生”，“学生毕业之后，多鹜都市而不乐田园”，所以他认为，学生在校读书时就应做工、务农，并指出这种学习与劳动相结合的学校，是创造新家庭、新社会、新生活的好形式。

他在文中说，“创造新学校，施行新教育，必与创造新家庭新社会相联。新教育中，以创造新生活为主体。前节所云‘生产的工作’‘实际的工作’‘农村’的工作，即新生活之大端也。新学校中学生之各个，为创造新家庭之各员。新学校之学生渐多，新家庭之创造亦渐多。合若干之新家庭，即可创造一种新社会。新社会之种类不可尽举，举其著者：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合此等之新学校，新社会，而为一‘新村’。”

看到这个百年前“新村”的构想，现在的人们会想，这能实现吗？其实在人民公社阶段的实践，就是这个方向，现在河南南街村的实践，也正是这样的一个“新村”，社企星球2021年新推出来的“社企村乡建”，就是要推动建成更多内核类似这样的“新村”。

因为开展五四运动、主编《湘江评论》、领导驱张（敬尧）运动，“新村”计划亦未落实。但从工读实验到新村计议，都反映了毛泽东创办自修学校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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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开展驱张运动，毛泽东第二次去北京。他于1920年2月在北京给陶毅写信说：“我觉得我们要结合一个高尚纯粹勇猛精进的同志团体。我们同志，在准备时代，都要存一个‘向外发展’的志。我于这问题，颇有好些感想。我觉得好多人讲改造，却只是空泛的一个目标。究竟要改造到那一步田地(即终极目的)?用什么方法达到?自己或同志从那一个地方下手?这些问题，有详细研究的却很少。在一个人，或者还有；团体的，共同的，那就少了。个人虽有一种计划，像‘我要怎样研究’，‘怎样准备’，‘怎样破坏’，‘怎样建设’，然多有陷于错误的。错误之故，因为系成立于一个人的冥想。这样的冥想，一个人虽觉得好，然拿到社会上，多行不通。这是一个弊病。还有第二个弊病。一个人所想的办法，尽管好，然知道的限于一个人，研究准备进行的限于一个人。这种现象，是‘人自为战’，是‘浪战’，是‘用力多而成功少’，是‘最不经济’。要治这种弊，有一个法子，就是‘共同的讨论’。共同的讨论有二点：一，讨论共同的目的，二，讨论共同的方法。目的同方法讨论好了，再讨论方法怎样实践。要这样的共同讨论，将来才有共同的研究，共同的准备，共同的破坏，和共同的建设。要这样才有具体的效果可睹。‘浪战’是招致失败的，是最没效果前。共同讨论，共同进行，是‘联军’，是‘同盟军’，是可以操战胜攻取的左券的。我们非得力戒浪战不可。我们非得组织联军共同作战不可……湘事平了，回长沙，想和同志成一‘自由研究社’（或径名自修大学），预计一年或二年，必将古今中外学术的大纲，弄个清楚”。

从这封信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关于组织团体学习的思考，本质上而言，是从“自修”到“同修”。从更准确的表达来说，这个“自由研究社”其本身也可名为“同修大学”。

3月14日又给周世钊写信说：“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迷’。中国出过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名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个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胡适之先生造的）……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

 6月7日还于上海给在北京的老师黎锦熙写信说：“工读团殊无把握，决将发起者停止，另立自修学社，从事半工半读……我一生恨极了学校，所以我决定不再进学校。自由研究，只要有规律，有方法，未必全不可能”。在此之前，不少良师益友劝毛泽东继续升学，但他决意走自修的道路。

从1912年开始尝到自修的体验，到1918年提出“自由研究社”又名“自修大学”的想法，到了1921年，他终于将这个多年的想法变成了现实。而且参加完“一大”回湖南办的第一件是就是从战略高度启动了“湖南自修大学”。这个时候他已经信仰马克思主义，已得理论的“大本大源”，可以说是在一个旧想法的瓶子里，装上新的酒，这个新酒便是“马克思主义”。这便是经过9年酝酿后升级了的“自修大学”。内容层面已经不同于最初的“自修”的想法，也不同于胡适提议层面的“自修大学”，而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找到了干部教育创新乃至中国教育创新前进的方向。

和毛泽东创建的社会企业文化书社的方法相似，湖南自修大学的创建正式开始于一篇文章。1921年8月16日，《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发表，毛泽东手书“湖南自修大学”校名贴在木牌上，悬挂于船山学社大门口。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第一所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正式诞生。

毛泽东学的是师范类专业，理想的职业是从事教育事业。现在很多年轻人亲切的称他为教员。这个故事是1971年5月底，中共中央又向各地下发了《毛主席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谈话纪要》。毛泽东通过与斯诺的谈话，第一次向外界透露了他对林彪一些做法的反感和不满。毛泽东批评说：“崇拜搞得过分了，搞许多形式主义。比如什么‘四个伟大’。”毛泽东用英语说了“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后，说了一个词：“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他的一概辞去。”

由上可见，做好一个“教员”就是他的初心与使命。而创办湖南自修大学就是他多年夙愿的实现，也是他长期学习和探索教育的初步成果。

湖南自修大学的问世，如同其他新生事物的诞生，有人赞美，也有人嫉恨。船山学社的一些守旧社员反对将自修大学办在船山学社内，省政府也不承认办自修大学是船山学社的活动之一，拒绝拨款。对此，毛、何、贺多方奔走，排难解纷。首先团结教育、文化、新闻界的知名人士，做好国民党元老、船山学社董事会总理仇鳌的工作。同时，通过时任社长的贺民范突击吸收陈章甫、杨开慧等新社员，使船山学社的进步势力占据优势。船山学社多次召开社员会议，仇鳌、贺民范、何叔衡、王季范、李六如、方维夏、石广权、熊瑾玎、张唯一等力排异议，形成了自修大学办在船山学社内的决议。然后，通过仇、贺打通省政府的关系，以船山学社开展活动、研究新思潮的名义，名正言顺地继续向省政府领取活动经费。

从新民学会、《湘江评论》、文化书社再到湖南自修大学，我们可以看到青年毛泽东已经基本上形成了一套自己的“创业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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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新创的组织，首先要回答的是为什么要创的问题。

毛泽东在一份天才的教育创新宣言——《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中开篇便提到：“人是不能不求学的，求学是要有一块地方，并且，要有一种组织的。从前求学的地方在书院，书院废而为学校，世人便争毁书院，争誉学校。其实书院和学校各有其可毁，也各有其可誉。”

首先，看学校可毁可誉的地方。清末学校取代书院固然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趋势，但在中国实行了十多年的学校教育体制已日见其不足和破绽。其实，到现在来看，这些不足和破绽依然存在。我们且看《宣言》里的精彩论述。

“学校的第一个坏处，是师生间没有感情。先生抱一个金钱主义，学生抱一个文凭主义，“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什么施教受教，一种商业行为罢了！”看看现在的学校还是不是这个样子，我想大多数还是的。

“学校的第二种坏处是用一种划一的机械的教授法和管理法，去戕贼人性。人的资性各有不同，高材低能，悟解回别，学校则全不管究这些，只晓得用一种同样的东西去灌给你吃。人类为尊重性格，不应该说谁‘管理’谁，学校乃袭专制皇帝的余威，藐视学生的人格，公然将学生‘管理’起来。自有划一的教授，而学生无完全的人性。自有机械的管理，而学生无完全的人格。这是学校的最大缺点，为办新教育的人所万不能忽视的。”

“学校的第三个坏处，是重点过多，课程过繁。终日埋头于上课，几不知上课以外还有天地，学生往往神昏意怠，全不能用他们的心思为自动自发的研究。”

毛泽东对近代从西方引进的学校制度的机械、繁琐的管理方式及其注入式的教学方法，一直是不满的。他主张主动学习，因为学校教育“坏的总根在使学生的之于被动，消磨个性，灭掉性灵，庸儒的堕落浮尘，高材的相与裹足。”

当然不是一切学校尽是如此，而且这些坏处将来总会有改良的希望，但大体上确实如此。不过《宣言》也肯定了现代学校的特长，就是它“研究的内容”专用科学，“或把科学的方法去研究哲学和文学”，这一点则是书院所不及学校的。

我们再来看书院可毁可誉的地方。《宣言》认为“所谓书院可毁，在他研究的内容不对。书院研究的内容，就是‘八股’等等干禄之具，这些只是一种玩物，哪能算得上正当的学问，就这一点论，我们可以说书院不对的很！”

但是，书院的好处是什么呢？《宣言》指出，书院“一来是师生感情甚笃。　　二来，没有教授管理，但为精神往来，自由研究。三来，课程简而研讨周，可以优游暇豫，玩学有得。”

再次，看看学校和书院共同的弊病。《宣言》认为这就是“非平民主义”，就是说，书院和学校都不是为老百姓办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书院和官式大学均有极严峻的程限，不及程限的不能入学，固不待言；实及了而偶不及，即有本为优才经入学考试而见遗的，便从此绝其向学的路，现在确实有好些有志青年，没有得到求学的机会，实在可叹可惜！”

第二，“书院和官式大学，将学术看得太神秘了，认为只有少数特殊人可以来学，多数平民则为天然的不能参与，从此学术为少数‘学阀’所专，与平民社会隔离愈远，酿成一种知识阶级奴使平民阶级的怪剧。”

第三，“书院非赤贫的人所能入，官式大学更非阔家不行，欲在官式大学里毕一个业，非千余元乃至两千元不可，无钱的人之于大学，乃真‘野猫子想吃天鹅肉’了。”

在同一个时代，毛泽东对旧时学校的理解与列宁对教育的理解有颇多相通之处。1920年10月，列宁在《青年团的任务》中指出：“旧时学校总说它是要培养出通晓各种知识的人，它所教授的是一般的科学。我们知道，这完全是撒谎，因为当时整个社会都是建筑和支持在把人们分成各阶级，分成剥削者与压迫者的基础之上。自然，旧时所有浸透了阶级精神的学校，只能使资产阶级的儿女获得知识。这种学校里的每一句话，都无非是根据资产阶级的利益捏造出来的。在这样的学校里，工农青年所收到的与其说是教育，不如说是为迎合资产阶级利益的奴化训练。教育这些青年的目的，就是要为资产阶级造成适用的奴仆，既能替主人创造利润，同时又不会惊扰主人的安宁与闲适……旧时学校是崇尚书本的学校，它强迫学生去通晓一大堆无用的、累赘的、死板的知识，这种知识闭塞着青年的头脑，并把他们变成一些依法炮制的官吏。但是，如果你们从此便想做出结论，说无须通晓人类所积累的知识就能成为共产主义者，那你们便犯了极大的错误。如果以为无须领会共产主义学说本身所由产生的全部知识，而只要通晓共产主义科学的结论就已经足够了，这种想法也是错误的……”

同一个时代，从声望卓著的学界泰斗蔡元培，再到新文化运动的主将胡适，再到起先热衷于政治而后转向学术研究的梁启超，都重视研究书院与学校的优劣，但都只是片言只语，只有毛泽东完整的阐述出来了，并且指出学校与书院的共同弊病是“非平民主义”。后来蔡元培在他写的《湖南自修大学的介绍与说明》指出，“自修大学的主义，实在是颠扑不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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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自修大学的主义”是什么呢？这其中已经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早在1920年，青年毛泽东就读到了《共产党宣言》。同为“宣言”，我们可以看到《共产党宣言》对毛泽东写《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的影响。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提到“资产者唯恐其灭亡的那种教育，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不过是把人变成机器的附属品罢了……对一切儿童实行公共免费教育，取消现今形态的厂内童工劳动，将教育同物质生产结合起来等等。”

显然，此时的毛泽东已经基本抓住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有了大本大源理论的指导，建立起了理论自信也就有了充分的实践自信。

毛泽东在理论上评价完学校与书院的优劣，在实践中吸取二者之长。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在创办自修大学的过程中和某些教育观点上，我们虽然可以看到当时各种教育观点的痕迹，但是这些主张都是他自己主动研究的结果。是他“先研究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吸收当时各种新教育理论，并对中国教育加以“实地调查及研究”，而后形成的具体方案。

他在《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中第一条就明确指出：“本大学鉴于现在教育制度之缺点，釆取古代书院与现代学校二者之长，取自动的方法，研究各种学术，以期发明真理，造就人才，使文化普及于平民，学术因流于社会，由湖南船山学社创设，定名“湖南自修大学”。（因而招生只凭学力，不限资格；学习方法以自由研究，共同讨论为主。教师负提出问题，订正笔记，修改作文等责任。学生不收学费，寄宿者只收膳费。）”。这一宗旨简明扼要地阐明了自修大学的教育目的、任务、性质及其特点。其定位就是一所“平民主义大学”。

为了使无钱的贫民能够入学，《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提出：“一则除住校学生，因房屋关系须稍示限制外，校外学生则诸凡有志向学以上均可入学。二则看学问如粗茶淡饭，肚子饿了，拿来就吃，打破学术秘密，务使公开，每人都可取得一份。三则自修大学在现在这‘金钱就是生命’的时代，固不能使所谓‘无产阶级’的人，人人都有机会得到一份高深学问，但心里则务必使他趋向‘不须多钱可以求学的路上去’。自修大学的学生可以到校里来研究，可以就在自己的家里研究，也可以就在各种店铺里，团体里，和公事的机关里研究，比较官式大学便利得多，花费也就自然少了。”

对此，李石曾在《祝湖南自修大学之成功》一文称赞说：“自修大学乃一新教育制度，其名始现于湖南。以性质言之，则吾国之书院与西方之研究所皆近之。其异于寻常学制者，乃重在自动而求真实之学，此自修大学基本性也。其性质既多属于自动，而组织之繁重亦较其他大学为减。今之所谓大学，有赖于强大物质之力，几非国家教会或资本家莫办。学术之究竟，固无所畏于此诸特力之束缚，然时之障碍，与习染之不良，亦所难免。至自修大学，需用较轻，则束缚之力亦较薄，而较易近于平民，此又自修大学与寻常大学组织性之不同者也。”“自修大学果能得适宜之发展，诚足为一新教育制度之纪元，而成学术之普及。赖此可使大学由特殊阶级之制度而成为群众之组织；由名城要邑之集中而成为地方平等之事业，此非其他大学所能而为自修大学所独有之希望。执此以热祝湖南自修大学之成功，为高等教育普及之先导，为社会自由制度实现之先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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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湖南自修大学的培养目标是什么呢？或者我们经常说的组织的使命是什么呢？

在《湖南自修大学入学须知》开篇即有很清晰的说明：“我们这个大学，不是由另外一些‘办学’的人设的，是由一些有学问兴趣的学生感于现时教育制度不好，要合古时书院现时学校两样之长变被动的求学为自动的求学一一基于这个意义之上设的。我们这个学校方才创始，确实简陋得很，来学的人全要看他自己能不能，其实努力才能有好成绩。但我们极愿得到许多有志青年和我们做同学。我们求学不是没有目的的，我们的目的在改造现社会。我们的求学是求现实这个目的的学问。我们不愿意我们的同学中有一个‘少爷’或‘小姐’。也不愿意有一个麻木或糊涂的人。”

旧的教育多只注重个人如何成就，如何修养，以及如何忠君守节。即使到了辛亥革命后的民国初年，教育部所规定的教育宗旨也是“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德性”，仍然没有超出涵养德性的狭小天地。

但自修大学但求学求的“学问”，包括“国家如何改造，政治如何澄清，帝国主义如何打倒，武人政治如何推翻，教育制度如何改革，文学艺术及其他学问如何革命如何建设等问题。”“自修大学学生不但修学，还要有向上的意思，养成健全的人格，煎涤不良的习惯，为革新社会的准备。”总的说来，就是要培养“改造现社会”的人才。这与他创办的新民学会的使命“改造中国与世界”是一脉相承的。

毛泽东可谓是使命与目标始终如一的人，自修大学的成功尝试，为党培养了一大批革命干部，这些干部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由于要培养“改造现社会”的人才，因此招收学员也是非常慎重的态度。其办法是让报考者以通讯方式答复《入学须知》中提出的六个问题，然后面试，通过了才能录取。这六个问题如下：

一、以前进过甚么学校？做过甚么事？家庭和个人的经济情形怎样？

二、要研究那几科？为什么要研究这几科？

三、以前学过什么学科？

四、原来研究几个学期？以后再做什么办法？

五、对于人生观的主张？

六、对于社会的批评。

湖南自修大学招生不分男女老少，不限资格。在《组织大纲》第5章第13条规定：“凡中等以上学校毕业学生，不分男女老少，具有自修能力，志愿用自修方法以研究高深学问者：经本大学证明认可，得报名入学。非中等以上学校毕业，而具有与之相等之学科根底者：经本大学证明认可，亦得入学。但本大学各种特别班学友，不必具备上列资格。”“每人修学年限无定，以修习一科目完毕为单位；成绩及格者，给与某科目之修学证书。”成绩之表示，分为下列三种：甲、平时所作之记录及论文；乙、每一学期届满时所作之论文；丙、每一科目修习完毕时所作之论文。

为“改造现社会”而“造就人才”，自修大学的课程的设置也是为这个使命服务的。其科目设置“暂设文法两科”，文科开设中国文学、西洋文学、英文、伦理学、心理学、伦理学、教育学、社会学、历史学、地理学、新闻学、哲学；法科开设法律学、政治学、经济学。学友对各学科任选一科或多科。各科教材由学长推荐，学友自行选择。

此外，学校还重视劳动教育，强调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组织大纲》第七章专门讲“劳动”，第22条规定：“本大学学友为破除文弱之习惯，图脑力与体力之平均发展，并求知识与劳力两阶级之接近，应注意劳动．本大学为达劳动之目的，应有相当之设备如，园艺、印刷、铁工等。”

湖南自修大学还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主动学习法”，将个人研究与集体研究、个人努力与集体奋斗、个人思维与集体智慧紧密地结合起来。《创立宣言》中说：“第一，自修大学学生研究学问的主脑，是‘自己看书，自己思索。’自修大学里面的‘图书馆’就是专为这一项用的。第二，自修大学学生，于自己看书自己思索之外，又有‘共同讨论，共同研究。’各种研究会的组织，就是专为这一项而设的。第三，自修大学虽然不要灌注食物式的教员，但也要有随时指导的人做学生自修的补助。第四，自修大学以学科为单位，学生研究一科也可，研究数科也可，每科研究的时间和范围，都听学生依自己的志愿和程度去定。第五，自修大学学生不但修学，还要有向上的意思，养成健全的人格，湔涤不良的习惯，为革新社会的准备。”

这样的自修方法，从根本上破除了灌注式的死记硬背，变被动求学为主动求学，是教学方法上的革命。

为了促进学术研究，《组织大纲》第19条提到“自修大学“的研究方法，分为下列二种：

甲：单独研究，学友各自制定课程表，对于所选定之学科单独修习。

乙：团体研究，组织各种研究会，关于科学者，如“数学研究会”、“心理学研究会”、“经济学研究会”等；关于哲学者，如“周秦诸子学研究会”、“印度哲学研究会”、“罗素哲学研究会”等；关于文学者，如“中国文学研究会”、“英国文学研究会”、“诗歌、小说、或戏剧研究会”等；由本大学学友因志愿相同。分别组织，定期研究完毕。在研究期间，随时开会辩论商榷，各研究会之组织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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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党校之源”的湖南自修大学，对于马克思主义教育自然是非常重视。

当年学友学习研究过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有：《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政治经济学）导言》《雇佣劳动与资本》《帝国主义论》《殖民地问题提纲》《物种原始》《阶级斗争》及中国共产党第二次、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等。这些经典作品，放在当下，统统都读过的人又有多少？这实在是值得我们汗颜的。

自修大学的学友注重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经验和党的纲领、路线的学习，已经开始尝试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结合起来。

为便利学友学习研究，自修大学将船山学社藏书楼改为图书馆，大量添购进步书刊，仅1921年8月至12月就购置书刊421种、1004册。自修大学还在各地大专学校、学术团体设通讯员，为本校提供学术信息，介绍新书刊。

1922年5月湖南自修大学学员参加了马克思诞辰104周年纪念大会，毛泽东作了《共产主义》《共产主义与中国》的演讲，夏曦作了《共产主义与俄国》演讲，短时间内对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和俄国十月革命的认识在学员中就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1923年4月，自修大学还创办了学报《新时代》（月刊），李达任主编，刊登学员的研究成果。以自学为主，但并不排斥必要的辅导。李达常向学友作马克思主义的专题讲座，系统讲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包括唯物史观、剩余价值论、社会发展史。他编写了《马克思主义名词解释》、《马克思学说与中国》等教学参考资料，印发给学友，人手一册。同时，聘请大学知名教授作通函指导，开示书目，指明研究方法，解决疑难问题。陈独秀、李大钊曾应聘作过通函指导。还邀请革命活动家恽代英、邓中夏、张秋人等到校进行演讲。学友也登台演说，这些措施与活动，有效地激发了学友的学习自觉性，活跃了学术气氛。

除了读书、学习、研究，参加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和反帝斗争，更是自修大学学友的一门主课。这既是继承了王船山“知行合一、经世致用”的精神，也是他们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的早期实践。许多学友兼任了长沙各工会的秘书或群众团体的负责人，是湖南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反帝斗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易礼容、罗学瓒、陈子博、毛泽民、郭亮等分别兼任长沙人力车、织造、泥木、笔业等行业及粤汉铁路新河、岳州等处工人俱乐部的秘书。毛泽东也兼任长沙铅印活版、粤汉铁路总工会的秘书或代表，担任了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总干事。夏明翰曾任湖南学生联合会编辑部主任，王梁、夏曦先后任湖南学生联合会主席。郭亮任湖南外交后援会总务部主任，陈赓为执行委员。他们发动和组织了湖南第一次工运高潮，取得了粤汉铁路、安源路矿、长沙泥木、理发、笔业、缝纫、铅印活版、人力车等行业工人罢工的胜利。在斗争中，不仅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理解，而且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了主观世界，培养了为人民服务和为革命献身的精神。这种学习与斗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活动，是自修大学培养出大批革命人才的重要原因。

自修大学除了其课程内容设置的创新，在运营方面也堪称民主管理的典范。自修大学设校董会，由15人组成。校董由船山学社社员推举，负责筹办经费、掌握办学方针。校董会推举驻校校董1人，负责学校日常事务，贺、毛、何先后任驻校校董。校董会还设有名誉校董，聘请赞助有功者（捐款5000元以上）或在国内外享有盛名的大学校长担任，蔡元培曾被聘为名誉校董。1922年11月，毛泽东致书李达，邀请他任自修大学学长。12月，李达偕同夫人王会悟回湘担任学长。

学校的学长、专科指导员和办事员等，均由校董会聘请。学长负责指导学生的学习，并考察其成绩。专科辅导员辅助学长担任指导考查之类；办事员如书记、会计、图书馆主任等负责处理学校有关行政工作。整个学校生活，是按照学校“自治规约”进行的，该项规约由驻校校董、学长、办事员和学友共同制订。这完全是一种民主管理的组织形式，以利于发挥学校师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自修大学的学友基本是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据史料记载，1923年3月在籍学友24人，同月又招收10人，共30余人，计毛泽东、何叔衡、贺民范、李达、李维汉、夏明翰、易礼容、罗学瓒、姜梦周、陈佑魁、毛泽民、陈章甫、陈子博、陈子展、彭平之、曹典琦、廖锡瑞、刘春仁、戴晓云、刘大身、郭亮、夏曦、贺果、王梁、傅昌钰、黄衍仁、王会悟、杨开慧、许文煊等。

为使“年长失学之人、私塾改学之人及乡校课程不够升学之人”有继续求学的机会，1922年9月，湖南自修大学附设了补习学校。当年招收114人，最大年龄22岁，最小13岁，其中有陈赓、贺尔康、毛泽覃、高文华、张琼等人。补习学校设主事、指导主任、教导主任等职，分别由何叔衡、毛泽东、夏明翰担任。教职工薪资很低，每月约20至30元。他们的微薄收入，除供给自己伙食费外，多数献给中共湘区委员会作活动经费。

因自修大学的名声与活动威慑着湖南赵恒惕政府的反动统治，1923年11月5日，赵以无军营为词，唆使鄂军进驻自修大学。全体学友露宿省教育会坪，敦请省教育会援助，要求省政府撤退驻兵。10日，赵竟以“该校所倡学说不正，有碍治安”为由，悍然封闭了历时两年多而深孚众望的湖南自修大学。补习学校随自修大学一起被封闭。此时，有补习班3个、初中班1个，合计200余人。

中共湘区委员会对赵恒惕的阴谋早有察觉，在自修大学及补习学校被封闭前就组织了湘江学会，准备另创办一所学校，以继承自修大学的革命精神与办学传统。1923年11月20日，湘江学校正式成立。原补习学校的师生基本转入了湘江中学，为初中班1个，学制3年；补习班2个，学制2年。

由湘江学会演变而来的校董会是一个带有统一战线性质的机构。先后参加校董会的有毛泽东、何叔衡、李维汉、罗宗翰、易礼容、姜梦周、夏明翰、夏曦、陈章甫、曹典琦、廖锡瑞、熊亨翰、熊瑾玎、谢觉哉、王凌波、华鄂阳、李六如、庞人侃、董维健、邱维震、邓寿荃、易培基、仇鳌等。建校初期，为防备赵恒惕再加摧残，以私立学校面目出现，推举“不着色彩”、“长于交际”但与共产党关系极为融洽的罗宗翰任校长。1924年夏，时势好转，且罗宗翰担负了国民党临时省党部的工作，校长先后由中共湘区委员易礼容、何叔衡担任。

1927年春，湖南农村大革命急需干部去指导，湘江学校300余名师生正是一批得力的农运干部。对此，中共湖南区委会认为湘江学校已完成了她的历史使命，决定把全校师生派下去。3月19日，该校师生举行同乐会，宣告正式结束。在闭幕会上，何叔衡致临别赠言：湖南自修大学、湘江学校是湖南革命的策源地，全体师生“好比是酒药子”，“希望这些酒药子到各处去发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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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总结一下湖南自修大学创办的意义和影响。

在《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的最后一段说：“最后要说自修大学在湖南的必要了。诸君，湖南不是至今没有一个最高的学术机关么？省立大学在最近期内之必无成理，和即使成了也不过是一个官式大学，这是大家都明白的。而住在这湘江流域沅江流域资江流域澧江流域的三千万湖南民族，他们精神的欲求和文化的冲动，将如何去表现出来，发挥出来呢？湖南人尽管是峥嵘活泼如日方升的，尽管是极有希望的，但使没有可以满足其精神的欲求而发挥其文化的冲动，湖南人到底有甚么意义？说到这里，便觉得湖南人有一种很大的任务落在他们的肩膊上来了。甚么任务呢？就是自完成、自发展、自创制他们各个及全体特殊的个性和特殊的人格。湖南自修大学之设，窃取此意。事势上虽不能和湖南人个个发生关系，精神上必要使他成为一个湖南全社会公共的学术机关：虽不能说一定有很好的成绩，但努力向前，积以年月，相信总有一天会达到我们的目标的。”

我们要特别注意的是这一句：“什么任务呢？就是自完成、自发展、自创制他们各个及全体特殊的个性和特殊的人格。”

湖南自修大学很好的完成了这个使命。它第一次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开启新时代教育改革实践曙光，是第一所中国共产党干部培训学校。可以说，这是毛泽东教育思想形成和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是足以在干部教育史上占有极为重要地位的教育创新实践，也是我党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自修大学的问世，其影响及于全国，特别是湖南及北京、上海的教育、新闻界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北大校长蔡元培为“自修大学”题词，并于1922年撰文《湖南自修大学的介绍和说明》在《新教育》上刊登，给自修大学点赞。他说：“我的观察，一地方若是没有一个大学，把有学问的人团聚在一处，一面研究高等学术，一面推行教育事业，永没有发展教育的希望。”“我近来读到‘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他的注重研究，注重图书馆实验室，全与我的理想相合，我欢喜得了不得。”“方今各省皆有建设大学之议，若广列科目，同时并举，师资既非易得，经费亦难猝筹，成立之缓，半由于此。湖南学者乃有自修大学之创设。购置书器，延聘导师，因缘机会，积渐扩张。要以学者自力研究为本旨，学术以外无他鹄的。合吾国书院与西洋研究所之长而活用之，其诸可以为各省新设大学之模范者与？”“吾实在觉得他们自修大学的组织，可以为各省的模范；内部的组织法，当然可以随地变通；他们的主义，实在是颠扑不破的。所以特地郑重的在《新教育》上介绍一回，并且预先叙述我个人的意见作为说明。”

1923年，学者图南在《湖南自修大学之使命》中说：“好了，现在湖南的自修大学创办起来了！学者可以任意学他所想学的东西，教者能教他所能教的功课。教育的精神纯粹建立在两者间的人格的要求上。摆脱社会制度的束缚，脱离金钱的臭味。这是这个自修大学所特有的机会，也是自修大学所负着的尊严的使命！”“所以我们很盼望创办自修大学的诸先生……努力精进，为人格的要求，为人格的感化而结合；为将来中国自动教育之急先锋，为人格教育之好模范，一洗数千年中外教育界之污点与耻辱！”

接着，湖南自修大学学生，后来成为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长的陈佑魁在《看了图南君的<湖南自修大学之使命>以后》中进一步阐述说：我“觉得自修大学确实是应时运而生的，是教育界前途一线光明，是二十世纪不能免的产儿！确实负有最尊严的使命，不可以言语形容的价值！”“自修大学是平民式的教育……好了！自修大学萌芽了！平民式的高深学府出现了！教育不是资本家贵族的专利品了……”“自修大学是趣味的教育……因为人是活动的，有趣味的，所以很重趣味……教学两方面纯粹的天天熏陶于趣味之中，度人生最高尚的生活！”“自修大学是人格的教育。自修大学的精神，完全建设在学者和教者间的人格上，绝无社会的束缚，绝无金钱的臭味……”“自修大学是实用的教育……自修大学的教者学者将以自修的，实验的方法，向图书馆，实验室，讨论会，研究与人生确有益的实在学问，以解决人生一切难问题，以求达到人生有趣味的真目的！”“自修大学绚烂的价值，将光灿的现形于大家的脑子里。”

学者王言綍在《湖南自修大学之未来与希望》中说：“曩者国内锐进之士，所理想所高唱之自修大学，兹已应时代之需求，呱呱坠地矣。其喜其乐，为何如乎！”因为自修大学“标榜于社会”：“变‘被动的’求学而为‘自动的’求学，变‘贵族式’的学校而为‘平等化’学校；打破‘虚荣的’心理，而趋重‘实际的’工夫。虽然：言之匪艰，行之虽艰。希望爱护斯校及与其有关系之人士，矢志向此标榜之三大点，努力进行，毋稍懈弛。以为天下倡，以释群众疑。吾知未来之自修大学，必庄严灿烂于‘湘水’之滨，而与‘麓山’竞秀矣。”

美国传记作家斯图尔特·施拉姆在他写的《毛泽东》中说：“自修大学设在船山学社，这决非一个偶然的枝节问题；恰恰相反，它可以被看作日后在毛泽东领导下所形成的中国革命道路的象征。因为自修大学虽然极其强调新思想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但也非常重视中国的文化传统，其中特别包括像王夫之这样的持批判态度的唯物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家。中国共产党许多未来的干部，都是这个学校的学生，毛泽东在参加那里举行的各种讨论会的过程中，继续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奠定基础，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是他后来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最大成就。”

虽然“湖南自修大学”运营的时间短暂，但它的影响是深远的。湖南自修大学和新民学会、《湘江评论》、文化书社等共同组成了社企青年毛泽东的四大创举，它们是一脉相承的关系，一起为建党伟业打下坚实的实践基础。

从自修大学的创办，我们也可以得到许多启示。“一大”之后，毛泽东抓住了建党工作的“牛鼻子”，那就是干部教育“应该是第一位的”。所以毛泽东当之无愧是党的干部教育事业的开创者、引领者、实践者，他是全党的“学习先锋”、“学习委员”、“学习楷模”。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论新阶段》的报告中，从理论上系统地分析了我们党教育和培养干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强调：“我们要建设大党，我们的干部非学习不可。学习是我们注重的工作，特别是干部同志，学习的需要更加迫切，如果不学习，就不能领导工作，不能改善工作与建设大党。”

1939年5月，毛泽东明确提出：“要把全党变成一个大学校。学校的领导者，就是中央。各地方党部，八路军、新四军、游击队，都是这个大学的分校。全党同志以及非党的战士们，都须进这个学校。”

我们在这些论述中，都可以看到“自修大学”的影子。毛泽东不光“把全党变成一个大学校”，甚至把全国都变成了一个大学校。而他就是这所学校最伟大的教员。

“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此如大纛一张，万夫走集；雷电一震，阴曀皆开，则沛乎不可御矣……只将全幅工夫，向大本大源处探讨。探讨既得，自然足以解释一切，而枝叶扶疏，不宜妄论短长，占去日力……”

“欲人人依自己真正主张以行，不盲从他人是非，非普及哲学不可。吾见今之人，为强有力者所利用，滔滔皆是，全失却其主观性灵，颠倒之，播弄之，如商货，如土木，不亦大可哀哉！人人有哲学见解，自然人己平，争端息，真理流行，群妄退匿……”

100多年前的这些金句，言犹在耳。梳理清楚自修大学的创建历程，自然也就更清楚同修APP的使命与规划。向“湖南自修大学”学习，让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主动学习者”，从自修到同修，为觉悟而修行。但我们的“同修”，不止是为个人知识的积累，更重要的是为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而共创。

“风雨苍黄百年路,高歌奋进新征程”，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创建100周年，也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开局之年，站在新的起点，让我们一起“主动学习，终身成长，觉悟天道，开启智慧。”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改造中国与世界”，”一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谨以此文献给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纪念湖南自修大学创建100周年！

刘玄奇

2021年8月16日于开慧书房

参考文献：

毛泽东《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湖南自修大学入学须知》

孙海林《湖南自修大学的创办始末、经验及意义》

杨金鑫《青年毛泽东与近代湖湘文化》

薛明磊《毛泽东同志青年时代创办湖南自修大学轶事》

师永伟《多元与统一——湖南自修大学中的西方大学理念》

唐振南《船山学社与湖南自修大学》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列宁《论青年团的任务》

湖南人民出版社《毛泽东早期文稿》

李石曾《祝湖南自修大学之成功》

蔡元培《湖南自修大学的介绍与说明》

图南《湖南自修大学之使命》

陈佑魅《看了图南君的<湖南自修大学之使命>以后》

王言綍《湖南自修大学之未来与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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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是一份天才的教育创新宣言，可是我在百度搜索“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关键词的时候，虽然得到54000个结果，但多是零星片段，残缺不全，很难搜到全文。找了许久，终于找到原文，与大家分享如下。

附：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

人是不能不求学的，求学是要有一块地方，并且，要有一种组织的。从前求学的地方在书院，书院废而为学校，世人便争毁书院，争誉学校。其实书院和学校各有其可毁，也各有其可誉。所谓书院可毁，在它研究的内容不对。书院研究的内容就是“八股”等等  之具，这些只是一种玩物，哪能算得上正当的学问。就这一点论，我们可以说书院不对得很。但是书院也尽有好处。要晓得书院的好处，先要晓得学校的坏处。原来学校的好处很多，但坏处也不少。　　

学校的第一个坏处，是师生间没有感情。先生抱一个金钱主义，学生抱一个文凭主义，“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什么施教受教，一种商业行为罢了！　　

学校的第二种坏处是用一种划一的机械的教授法和管理法，去戕贼人性。人的资性各有不同，高材低能，悟解回别，学校则全不管究这些，只晓得用一种同样的东西去灌给你吃。人类为尊重性格，不应该说谁“管理”谁，学校乃袭专制皇帝的余威，藐视学生的人格，公然将学生“管理”起来。自有划一的教授，而学生无完全的人性。自有机械的管理，而学生无完全的人格。这是学校的最大缺点，为办新教育的人所万不能忽视的。　　

学校的第三个坏处，是重点过多，课程过繁。终日埋头于上课，几不知上课以外还有天地，学生往往神昏意怠，全不能用他们的心思为自动自发的研究。　　

概括这些坏处，固然不能概括一切的学校，说他们尽是这样，并且缺点所在，将来总会有改良的希望，但大体却是这样。欲想要替他隐晦，也无从隐晦得了。坏的总根在使学生的之于被动，消磨个性，灭掉性灵，庸儒的堕落浮尘，高材的相与裹足。　　

回看书院，形式上的坏处虽然也有，但上面所举学校的坏处，则都没有。　　

一来是师生感情甚笃。　　

二来，没有教授管理，但为精神往来，自由研究。　　

三来，课程简而研讨周，可以优游暇豫，玩学有得。　　

故从研究的一点说，书院比学校实在优胜很多。但是现代学校有一项特产，就是他研究的内容专用科学，或把科学的方法去研究哲学和文学，这一点则是书院所不及学校的了。　　

自修大学之所以为一种新制，就是取古代书院的形式，纳入现代学校的内容，而为适合人性便利研究的一种特组织。

以上是说书院和学校各有利弊，自修大学乃取其利去其弊。现在再说自修大学独有的利，而书院和学校则为共有的弊：就是平民主义与非平民主义。书院和官式大学均有极严峻的程限，不及程限的不能入学，固不待言；实及了而偶不及，即有本为优才经入学考试而见遗的，便从此绝其向学的路，现在确实有好些有志青年，没有得到求学的机会，实在可叹可惜，是一。

书院和官式大学，将学术看得太神秘了，认为只有少数特殊人可以来学，多数平民则为天然的不能参与，从此学术为少数“学阀”所专，与平民社会隔离愈远，酿成一种知识阶级奴使平民阶级的怪剧，是二。

书院非赤贫的人所能入，官式大学更非阔家不行，欲在官式大学里毕一个业，非千余元乃至两千元不可，无钱的人之于大学，乃真“野猫子想吃天鹅肉”了，是三。

自修大学力矫这些弊病，一则除住校学生，因房屋关系须稍示限制外，校外学生则诸凡有志向学以上均可入学。二则看学问如粗茶淡饭，肚子饿了，拿来就吃，打破学术秘密，务使公开，每人都可取得一份。三则自修大学在现在这“金钱就是生命”的时代，固不能使所谓“无产阶级”的人，人人都有机会得到一份高深学问，但心里则务必使他趋向“不须多钱可以求学的路上去。”自修大学的学生可以到校里来研究，可以就在自己的家里研究，也可以就在各种店铺里，团体里，和公事的机关里研究，比较官式大学便利得多，花费也就自然少了。

自修大学为一种平民主义的大学，既如上说，那么自修大学的内容怎么样呢？现在说一点大略于下：第一，自修大学学生研究学问的主脑，是“自己看书，自己思索。”自修大学里面的“图书馆”就是专为这一项用的。第二，自修大学学生，于自己看书自己思索之外，又有“共同讨论，共同研究。”各种研究会的组织，就是专为这一项而设的。第三，自修大学虽然不要灌注食物式的教员，但也要有随时指导的人做学生自修的补助。第四，自修大学以学科为单位，学生研究一科也可，研究数科也可，每科研究的时间和范围，都听学生依自己的志愿和程度去定。第五，自修大学学生不但修学，还要有向上的意思，养成健全的人格，湔涤不良的习惯，为革新社会的准备。

最后要说自修大学在湖南的必要了。诸君，湖南不是至今没有一个最高的学术机关么？省立大学在最近期内之必无成理，和即使成了也不过是一个官式大学，这是大家都明白的。而住在这湘江流域沅江流域资江流域澧江流域的三千万湖南民族，他们精神的欲求和文化的冲动，将如何去表现出来，发挥出来呢？湖南人尽管是峥嵘活泼如日方升的，尽管是极有希望的，但使没有可以满足其精神的欲求而发挥其文化的冲动，湖南人到底有甚么意义？说到这里，便觉得湖南人有一种很大的任务落在他们的肩膊上来了。甚么任务呢？就是自完成自发展自创制他们各个及全体特殊的个性和特殊的人格。湖南自修大学之设，窃取此意。事势上虽不能和湖南人个个发生关系，精神上必要使他成为一个湖南全社会公共的学术机关：虽不能说一定有很好的成绩，但努力向前，积以年月，相信总有一天会达到我们的目标的。

1921年8月16日